2.64 报怨以直乃公心

圣人言“以直报怨”①，最是中道，可以通行。大抵以怨报怨，固不足道；而士大夫欲邀长厚之名者，或因宿仇纵奸邪而不治，皆矫饰不近人情。圣人之所谓“直”者，其人贤，不以仇而废之；其人不肖，不以仇而庇之。是非去取，各当其实。以此报怨，必不至递相酬复，无已时也。

圣人说：“用正直之道对待跟自己有怨恨的人。”这是最合乎中道的做法，可以通行天下。大致来说，用怨恨来对待怨恨，固然不足为道，但是士大夫想要获取恭谨宽厚之名声的，或许会积蓄仇怨而不揭发、纵容奸邪之人而不惩治，这都是矫饰虚伪、不近人情的做法。圣人所说的“直”，是指那人贤能，就不因仇怨而不举荐他；那人不肖，也不因仇怨而庇护他。是与非、去与取，各各合乎实情。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怨恨，必定不至于无休止地转相报复。以直报怨：孔子之言，语出《论语·宪问》：“或曰：‘以德报怨，何如？’子曰：‘何以报德？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’”指用正直之道对待跟自己有怨恨的人。

本章发挥孔子“以直报怨”的名言，以之为可以普遍通行的中道。孔子不赞成“以德报怨”的回报方式，这样就无法有分别地回应德和怨了；当然孔子也不会赞同“以怨报怨”，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；孔子是追求“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”，这样德和怨就能各自得到应有的回应。作者解释了“直”的内涵，并特别点出一种不良现象：有的士大夫为了博得宽厚的好名声，最终纵容邪恶。这其实是虚伪的表现，不足为道。

2.65 讼不可长

居乡，不得已而后与人争，又大不得已而后与人讼。彼稍服其不然则已之，不必费用财物，交结胥吏，求以快意，穷治其仇。至于争讼财产，本无理而强求得理，官吏贪谬，或可如志，宁不有愧于神明？仇者不伏，更相诉讼，所费财物，十数倍于其所直。况遇贤明有司，安得以无理为有理耶？大抵人之所讼，互有短长，各言其长而掩其短，有司不明，则牵连不决，或决而不尽其情。胥吏得以受赇而弄法，蔽者之所以破家也。

居住在乡里，只有不得已之时才跟人相争，非常不得已之时才跟人诉讼。对方稍稍认清自家的不对，就停止争讼，不必耗费财物，贿赂小官，以求爽快，彻底查办别人的罪责。至于争讼财产，自己本来没道理却强求有道理，官吏贪婪，或许可以得志，但这样难道不会觉得有愧于神明吗？仇家不服气，转相诉讼，以致所耗费的财物，比所争的财产都要多十几倍。何况遇到贤明的官员，怎能容你没道理却强求有道理呢？大致来说，人们的诉讼互相都有有道理和理亏之处，各自只说有道理之处而掩盖自己理亏之处，官员没弄清楚，就牵连不断没有个了结，或者虽然了结却不尽合实情。于是小官吏得以从中受贿、舞文弄法，头脑糊涂的人就是由此而破家荡产的。

本章可与 2.32 章对照来读。那里讲到责骂人、诉讼人要适可而止，不可过分纠缠不休。本章也讲到诉讼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，不可长久不决，并给出更详细的分析。

2.66 暴吏害民必天诛

官有贪暴，吏有横刻，贤豪之人不忍乡曲众被其恶，故出力而讼之。然贪暴之官，必有所恃，或以其有亲党在要路，或以其为州郡所深喜，故常难动摇。横刻之吏，亦有所恃，或以其为见任官之所喜，或以其结州曹吏之有素，故常无忌惮。及至人户有所诉，则官求势要之书以请托①，吏以官库之钱而行赂，毁去簿历，改易案牍。人户虽健讼，亦未便轻胜。兼论诉官吏之人，又只欲劫持官府，使之独畏己，初无为众除害之心。常见论诉州县官吏之人，恃为官史所畏，拖延税赋不纳。人户有折变②，己独不受折变；人户有科敷③，己独不伏科敷。睨立庭下，抗对长官；端坐司房，骂辱胥辈；冒占官产，不肯输租；欺凌善弱，强欲断治；请托公事，必欲以曲为直；或与胥吏通同为奸，把持官员，使之听其所为，以残害乡民。如此之官吏，如此之奸民，假以岁月，纵免人祸，必自为天所诛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