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淮南子》：又名《淮南鸿烈》，是西汉宗室淮南王刘安召致宾客，在他主持下编著的一部书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：“《淮南》内二十一篇，外三十三篇。”颜师古注曰：“内篇论道，外篇杂说。”现今所存的有二十一篇，大概都是原说的内篇所遗。据高诱序言，“鸿”是广大的意思，“烈”是光明的意思。作者认为此书包括了广大而光明的通理。全书内容庞杂，它将道、阴阳、墨、法和一部分儒家思想糅合起来，但主要的宗旨倾向于道家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则将它列入杂家。

丰水：即沣水，河名。源出陕西长安西南秦岭中，北流至西安西北入渭河。仞：古代的长度单位。周制八尺，汉制七尺。

万乘：周制，天子地方千里，能出兵车万乘，因以“万乘”指天子。

“凡是审理案件之事，一定要根据所犯罪行的事实作为主要审查内容，不能严刑逼供，不能节外生枝，不是牵连的头绪越多就越能显示判案者的聪明，所以法律规定了举证、审讯的制度，反复比验供词，是为了求得事实的真相，而不是要掩饰事实的真相。反复比验供词，多方调查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，是不让狱吏徇私枉法、掩饰事实真相、伪造判案文书而得逞。孔子说：‘古代圣贤判案，是想尽办法寻求给人以生的理由；今人判案，是千方百计寻求给人以死的理由。’所以就会离析语言对法律断章取义，因案件判例来代替法律，施展邪门歪道来惑乱政治，这是王法一定要加以诛惩的。《淮南子》说：‘沣水虽然有十仞之深，金铁一类的东西沉到水底，在外面也能看得一清二楚。不是因为水不够深和不够清澈，但鱼鳖都不往那里去。’所以，为政者把细苛当做明察，把求功当做明智，把刻薄百姓当做忠心，把攻讦他人当做功劳，这就像是一张大的皮革，虽然倒是挺大，但也是容易破裂的原因。奖赏应该从重，惩罚应该从轻，国君要以仁厚为本，这是历代帝王通行的规矩。刑罚的轻重，恩情的厚薄，让百姓称颂或是让百姓痛恨，这两种做法的效果怎可同日而语！况且法律是治理国家的权衡，时事的准绳。权衡是用来确定轻重的，准绳是用来显示曲直的。现在制定法律以其宽容公平为贵，但判人的罪却极其严酷，甚至只凭个人的喜怒任意处治，随心所欲地判定罪行轻重，这就等于舍掉准绳来端正曲直，舍弃权衡来确定轻重，这不是太糊涂了吗？诸葛孔明是小国的丞相，还说过‘我的心就像一杆秤，不能因为人的好恶而改变轻重’的话，更何况是大国的万乘之君，处在唐虞盛世，怎能随心所欲放弃法律，而取怨于百姓呢？

“又时有小事，不欲人闻，则暴作威怒，以弭谤议。若所为是也，闻于外，其何伤？若所为非也，虽掩之，何益？故谚曰：‘欲人不知，莫若不为；欲人不闻，莫若勿言。’为之而欲人不知，言之而欲人不闻，此犹捕雀而掩目，盗钟而掩耳者，只以取诮，将何益乎？臣又闻之，无常乱之国，无不可理之民者。夫民之善恶由乎化之薄厚，故禹、汤以之理，桀、纣以之乱；文、武以之安，幽、厉以之危。是以古之哲王，罪己而不以尤人，求身而不以责下。故曰：‘禹、汤罪己，其兴也勃焉；桀、纣罪人，其亡也忽焉。’今罪己之事未闻，罪人之心无已，深乖恻隐之情，实启奸邪之路。温舒恨于曩日，臣亦欲恨于当今，恩不结于人心，而望刑措不用，非所闻也。臣闻尧有敢谏之鼓，舜有诽谤之木，汤有司过之史，武有戒慎之铭。此则听之于无形，求之于未有，虚心以待下，庶下情之达上，上下无私，君臣合德者也。魏文帝云：‘有德之君乐闻逆耳之言，犯颜之诤，亲忠臣，厚谏士，斥谗慝，远佞人者，诚欲全身保国，远避灭亡者也。’凡百君子，膺期统运，纵未能上下无私，君臣合德，可不欲全身保国，远避灭亡乎？然自古圣哲之君，功成事立，未有不资同心，予违汝弼者也。”

弭（mǐ）：止息，中断。这里是阻止的意思。

诮（qiào）：讥笑讽刺。

幽、厉：指周幽王和周厉王，他们都是西周时的暴君。周幽王在位时，沉湎酒色，不理国事，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，政局不稳。幽王变本加厉地加重剥削，任用贪财好利善于逢迎的虢石父主持朝政，引起国人怨愤。周厉王在位期间，重用奸佞荣夷公，不听贤臣周公、召公等人劝阻，实行残暴的“专利”政策，奴役百姓，不让他们有丝毫的言论自由，以至于行人来往，只能以眼神来示意。于是周朝国势更加衰落，朝政更加腐败。百姓怨声载道、民不聊生。

温舒恨于曩日：王温舒在做河内太守时，因春天到了按例不能再斩杀犯人，因而不能杀尽豪猾，乃顿足叹曰：“令冬月益展一月，卒吾事矣！”温舒，西汉酷吏王温舒，阳陵（今陕西咸阳东）人。年轻时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杀人越货。他经过几番投机钻营，竟官至中尉，统管京师治安。他当上高官后，专门选用那些专好猜疑、心狠手毒、敢于祸及别人的歹毒之徒作为自己的鹰犬，嗜杀成性，至于国家法律常被置于不顾。对一些大案、疑案更是昏昏不辨。而且他还受员骑钱（接受部下贿赂），贪得无厌，终被朝廷诛灭五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