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天下多忌讳，而民弥贫；民多利器，国家滋昏；人多伎巧，奇物滋起；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。”这是老子罗列的一些社会现象，也是他对国计民生的具体思考，其中不免含有老子对社会现状的忧虑、焦灼的情绪。在老子看来，民众发生叛乱，和人民的本性无关，人民的本性是善良的，除万不得已绝不会惹是生非，人民发起事端和统治阶级的统治不合理直接相关。老子认为天下的禁忌太多，民众就会生活贫困，贫困就容易生是非，发生逆乱；人民拥有的锐利武器越多，国家就越容易发生混乱；民众的心智技巧越多，邪风怪事就越盛行；法令条文越森严，盗贼就越猖獗。

老子站在普通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对当时的统治者提出了严厉的批判。我们再联系当时的社会大背景，春秋时代的列国，兼并战争此起彼伏，人们处于极端的混乱和盲目之中，随着等级观念的瓦解，人民手中都掌握了武器，以保护自己，然而一旦人人手中都拥有了武器，那么人人都不安全了。人民不安全就会陷入恐慌，这种恐慌的心理是导致天下大乱的重要因素，天下不安定和统治阶级的统治不合理不能说没有关联。老子对当时统治者试图通过制定严酷的刑罚来平定天下十分反感，他甚至对这种滥用国家机器的做法公然反对。在他眼里，严酷的刑罚非但起不到安定人心、稳定社会的效果，而且会起到反作用，因为严酷刑罚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人心的欲念。老子主张无为而治，他强调感化的力量。

“我无为，而民自化。我好静，而民自正。我无事，而民自富。我无欲，而民自朴。”这是老子引用圣明的统治者的话来重申自己的观点，起到了恰到好处的证明效果。圣明的统治者“无为”“好静”“无事”“无欲”，“无为”也就是无所作为；“好静”也就是怀柔、宁静；“无事”也就是无所事事，亦作无为解；“无欲”也就是没有私心杂念。这些圣明的统治者用“无欲”“无为”来治理天下，其结果是民众富足、守纪，民风自然淳朴。

刘邦开国立业、休养生息

西汉高帝五年（公元前也0也年）二月初三，刘邦登基，做了皇帝，世称汉高祖，定都洛阳，后经娄敬劝说，迁都关中长安，创立了西汉王朝。

一天，汉高祖在洛阳南宫大宴群臣。席间，觥筹交错，君臣共饮。高祖刘邦非常高兴，他问群臣道：“在座的列侯诸将不要隐瞒我，要畅所欲言。请大家说说，朕何故得天下，项羽何故失天下？”安国侯王陵答道：“陛下平时待人有点粗暴无礼，似不如项羽宽仁。但派人攻城略地，有封有赏，能与天下人同其利。项羽嫉贤妒能，战胜不赏功，得地不分利，所以将士不肯尽力，因此失掉了天下。”刘邦听了，笑道：“尔等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朕不如子房（即张良）；主持政务，安抚百姓，保证供应，朕不如萧何；统百万之军，战取攻守，朕不如韩信。这三人都是当今豪杰，朕能依靠他们，所以能得天下。项羽只有一个范增，且不被重用，所以被我打败。”群臣听了，都表示敬服。

刘邦做了开国皇帝，天下初定。儒生陆贾在刘邦面前常常称道诗书的价值。刘邦起初听不进去，甚至训斥陆贾道：“朕是在战马上得的天下，《诗》和《书》对我有什么用？”

陆贾耐心劝道：“马上可以得到天下，难道马上可以治理天下吗？唯有逆取顺守，文武并用，才是长久之道。吴王夫差和晋国智伯凭借武力，秦朝靠严刑峻法，最终都灭亡了。大王必须行仁义，法先圣，以免重蹈覆辙。”

刘邦从谏如流，采纳了陆贾的建议。他让陆贾著书立说，陆贾将历史上国家存亡的史事写在书里，论述君臣政治的得失，共十二篇，名为《新语》。陆贾每写完一篇，便及时奏上，刘邦读后，不住地点头称赞。刘邦自幼读书不多，但性情通达，有智谋而又善于接受别人的意见。西汉尽管开国诸事草创，但政局一直比较稳定。刘邦又令萧何编定刑律，韩信整理兵书，张良考订历数，议定度量衡制度，叔孙通定朝仪，人尽其用。

为了治理好国家，刘邦颁布求贤诏书说：“从来称王称霸的没有高过周文王、齐桓公的，他们都是靠贤人辅佐而成名的。现在天下贤人的智能难道都不及古贤了吗？问题就出在皇帝身上，皇帝不跟他们交往，叫他们从哪里晋升呢？贤士大夫有愿意到我这里做事的，我可以让他做官；凡名声好而确有德行的人，郡守应当亲自去劝，备好车子，送到京师，向相国府报到，并写明履历、状貌、年龄。如有这样的贤人而郡守不向上面报告的，一经发现，免去郡守之职。”

西汉初年，刑罚有所减轻。刘邦下令说，打了八年仗，老百姓很苦，现在天下已定，除了犯死罪的，其余一律赦免。后来他又让士兵复员，回乡务农。诏书说：诸侯国人在关中的，免除徭役者也年，回去的免去徭役6年。战争中逃亡的人，各回原籍，恢复原有爵级，归还他们的田地和房屋。由于饥饿而卖身为奴的人，免除他们的奴隶身份，恢复为平民。施行十五税一，即农民缴纳收获物的十五分之一。这样，刘邦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，使多年因战乱而荒芜的土地重新被开垦出来，农民驱赶着耕牛翻种田地，乡村又出现了一片繁忙的生产景象。

刘荫枢计除弊政为民除患

刘荫枢是清代康熙年间的一位能吏，他在担任地方官时，革除了不少弊政，很受百姓的称道。